唐朝诗人
白居易陈子昂杜甫贺知章李白李商隐刘禹锡卢照邻柳宗元孟浩然王昌龄王维
宋朝诗人
范仲淹李清照陆游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陶渊明王安石文天祥辛弃疾杨万里叶绍翁
经典诗句
黄河的诗句思念的诗句离别的诗句月亮的诗句荷花的诗句梅花的诗句西湖的诗句菊花的诗句送别的诗句四季的诗句爱情的诗句儿童的诗句

许衡传阅读答案-许衡传翻译赏析

许衡,字仲平,怀庆路之河内人,世代务农。父许通迁居河南。许衡于金章宗泰和九年(1209)九月出生于新郑县,七岁入学,问老师读书为何?老师答曰:“为了考科举。”又问:“仅仅是这样?”老师大为惊异。以后每次讲书,许衡都要问个究竟,以致老师对其父母说:“令郎聪敏过人,我不能胜任,请别求名师。”辞馆而去。像这样连换了三位老师。长大后更加好学,家贫www.7gushi.com无书,他曾在一个算命先生家中看到一部解释《书经》的书,便去手抄回来细读,后来逃难到徂徕山才得到一部王辅嗣注释的《易经》。当时虽兵荒马乱,许衡坚持日读夜思,且身体力行。有一回路过河阳,正当盛暑,口渴难忍,路边有一梨树,果实累累,同行者争相摘食,而许衡独坐树下不动,问他何故,他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摘取。”有人说“:在这乱世,此树哪有主?”衡曰:“梨无主,难道我心中也无主吗?”其为人如此。他到处逃难,先到鲁后到魏,在魏住了三年又回到怀庆,后又常来往于河、洛之间,在柳城从姚枢处得到伊洛程氏(程颐、程颢)及新安朱氏(朱熹)的著作,从中获益甚大。后移居辉县附近之苏门山时,常与姚枢及窦默讨论学问,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不是他们讨论的话题。许衡曾说“:纲常伦理国家一日不可废,如果在上者不履行,我们一般人也要履行。”在实际生活也正是这样做的。

宪宗四年(1254),世祖受封于秦中,任命姚枢为劝农使,召许衡为京兆提学。该郡子弟有上学机会,莫不高兴。衡在京兆郡县广建学校。世祖南征,许衡返归怀庆,京兆学者挽留不住,送至临潼而归。

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皇帝位,召许衡、姚枢至京师。当时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在讨论治国安邦之道时,文统重利,而衡、枢认为必须以义为本,文统忌恨于心。加上窦默在世祖面前说文统学术不正,文统怀疑许、姚、窦三人是一派,奏请委任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尊敬重用,实际上是使他们不能接近皇帝。后又改命枢为大司农,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衡为国子祭酒。不久,衡因病辞官返乡。至元二年(1265),帝以安童为右丞相,打算许衡为辅,召至京师,命参预中书省政务。衡上疏治国纲要五条,大意是:

其一,立国要以中国历代所行的汉族各项制度为本。考察历史,凡北方民族占有中国之后,必行汉族制度,国运才会久远,否则乱亡相继,国运不长。当然,蒙古贵族和勋臣们立即完全接受汉族制度是不容易的事,但经过长期教化,也不是不可以改变其原来的思想和态度,关键在皇帝要坚定不移,不听信谗言,不求速效,最后必会达到安邦定国的目的。

其二,中书省的政务不胜其烦,要领在于用人、立法两点。用人就是果敢任用贤人,立法就是立古人之遗法。用人与立法相辅相成,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依,上安下顺。对于已经任用的人,要给以俸禄,使他们廉洁奉公;对于尚未任用而可任用的人,要放宽限制,量才录用。同时还要设监察机关来考察他们的行为,设吏部以确定他们的资历。该升者升,该降者降,使他们的才德与爵位相称。

其三,皇帝上秉天命,下为百姓之君师,颇不容易。故自尧舜以来,凡圣帝明王皆无不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第一要慎言。皇帝为万民之主,天下广大,人民众多,日有万机,事有万变,皇帝一人一心来对付,要言之无失是不容易的事,因此要慎言。切不可朝言夕改,否则朝廷纲纪不能广布于四方,法度不能确立,臣民无所遵循,奸邪则有机可乘。要慎言必遵循《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不为一时的喜怒爱憎所干扰。凡事只要熟思而慎处理,很少有不当的。第二,知人。为皇帝者以知人为贵,以用人为急,但知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人情有善有恶,恶者难知,善者易知;人群有众有寡,人多难知,人少易知,故上者难知下,下者易知上。皇帝位于亿兆人民之上,操有予夺、进退、赏罚、生杀之大权,若一旦受欺,是非不辨,善恶不分,其害难胜计。要善于知人,皇上必须抛弃自己的喜怒、爱憎,否则在用人时,进者未必为君子,退者未必是小人,受赐者未必有功,被剥夺者未必有罪,以至于赏罚、生杀都很少有恰当的,可见知人之重要。第三,任贤能。贤能者有为公之心,仁爱之心,不为利诱,不为势屈,办事公正。但他们往往因时运不佳而隐藏自己的才能,鲜为世人所知;即或有人知道却无人援引,所以皇帝还是不晓得;即或朝廷知道,召来任用,也是与一般人对待,贤者不屑如此;即或待之以礼,却不用其言,贤者也不肯空居其位。皇帝处于崇高地位,往往好闻别人之过而不愿听自己之过,贤者认为他们有责任要纠正这点,于是君臣不合,再加上奸佞小人从中作祟,肆为诋毁,多方陷害,难免罪名加身。古代大禹闻善即拜,益以“任贤勿怀疑,除邪不犹豫”来告诫自己,后世君主应该如何呢?第四,除奸佞。奸邪之人,其心险恶,手段巧妙,一般人难以察觉,难以抵御。他们善于察颜观色,迎合君王的喜怒,讨得君主的欢心,受宠爱于上,施权威于下,国家受害而君主尚不知。奸佞如此欺人,令人生畏。第五,天下为公。皇帝以诚挚之心爱下,臣民以忠义之心报上,这是理所当然。但考察历史,见有许多不合常理的事,如夏禹治洪水,救万民,深受人民尊崇,传至太康失道,万民仇怨。汉高祖以宽厚仁爱得天下,但立国以后却以爱憎行赏罚,人民愤愤不平。总之,自古至今,凡先有恩惠于民而后民怨且怒者,都是这样。所以明主圣君必须遵循《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一言一动为天下之准则,一赏一罚合天下之公心,这样亿兆人民必然将不求而得。第六,爱民。三代以下堪称盛世者,莫如汉代的文景之治。但文景之时上天示警,山崩地震,小者有水旱之灾,大者有乱国之象。于是文景二帝,上承天意,下养万民,今年劝农桑,明年减田租,深得民心,社会祥和。这两年因彗星时而出现于东,时而出现于西,这也是上天示警,应当效法文景恭俭爱民。孟子说:“民为重,君为轻。”《书经》说:“了解人民的意愿就是了解上帝的意愿;听了人民的意见就是听取上帝的意见。”故做君主的,若不求于民而求于天,要想不遭天灾是不可能的。

以上六点归纳起来也就是修德、用贤、爱民三者而已,这是治本。本立则纲纪可张,法度可立,国家可治;否则会爱恶相攻,善恶相仇,生民不免陷于水火之中,这样要想国泰民安是万万不可能的。

其四,古代圣君首推尧、舜,贤臣首推稷、契,他们上承天心,下养万民,教民种植五谷,使人民生活过得好,教民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民心善。后世君王就应该这样,若行此道,必然是人民富裕,兵马强壮,人才济济,国家繁荣。今则不然,国家只知搜括民财而不知教民生财,只知防人之欺而不知教人为善,只怕法令难行而不想想法令无地可行。如果对农民大加优待,不去侵害他们,使游手好闲之人回乡务农,十年之后,仓库储粮之多,非今日可比。自大都会到州县广设学校,从皇子到平民子弟都入学读书,明白父子君臣之义,学会从洒扫应对到治国平天下本领,十年之后,上下君臣父子关系之协调,又非今日可比。孟子说“: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我敢于冒昧向陛下讲这些,是学孟子。

其五,天下之所以安定,在于民心安定,民心安定就是士农工商各安其业,这就要求治国治民者小心谨慎,言而有信,取天下与守天下是不相同,前者靠勇敢,后者靠信义,各有其宜,君王必须明白这些。在处理国事时,须先慎重考虑,然后做出决定。这就要求极力克制自己一时的喜怒情绪,因为无论是先喜后怒还是先怒后喜,都会导致决策不当或多变更,失去人民的信任。周幽王无道,不克制自己喜怒无常的情绪,失掉人民信任,以致亡国。当今皇上既不是像周幽王那样,又何苦造成人之不信。

世祖皇帝见此奏议,大加称赞,并且一一采纳。许衡平时奏议很多,但不留底稿,留传下来的仅此一件。至元四年因病归怀庆休养,第二年又被召回,其奏疏仍秘而不传。

至元六年,世祖命他与太常卿徐世隆制定朝廷礼仪制度,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立定官制。许衡参考历代官制体系,减去一些临时增设机构和旁设机构,于第二年上奏。其中涉及到一些贵族的利益,有人劝他不要改变旧有政治体制。许衡说:“我所论的是国家的体制,与个人无关。”这意见得到世祖赞同。不久,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统领尚书省及六部,权势很大,一些大臣阿谀奉承。而衡与之争议,坚持原则从不让步。不久任命阿合马的儿子为枢密佥院官,别人都附合,唯独许衡不同意,对皇帝说“:国家大权在于兵、民、财三个方面,今阿合马掌管民、财,其子又掌管兵权,这不行。”以后许衡随世祖到上京时,又列举阿合马专权欺上,损国害民的许多事情,但未上报给皇帝。衡因此称病,请求不参与国家机务大事。

世祖早有立太学的打算,至元八年(1271),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并亲自挑选蒙古子弟交许衡教育,许衡请求征调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火敦、孙安、刘安中等十二人为伴读。这些蒙古子弟年幼,衡爱之如其子,待之如成人,严之若君臣,除熟读诗书外,还演习各种礼仪。这些学生尊师敬业,均知三纲五常为人之道。至元十年,因权臣破坏中国传统的制度,致使学生缺粮,许衡请求辞职返回怀庆故里,翰林学士王磐对世祖说:“衡教人有方,诸生学后可以从政,这是国家大体,不要让他辞去。”但由于窦默为衡恳求,还是让衡还乡去了,以赞善王恂代管太学的事。刘秉忠等奏请以耶律有尚、苏郁、白栋等为助教,保持原许衡所制定的教学规矩。皇帝同意了。

国家自取得中原后,采行金朝的《大明历》,但该历法不精确,世祖于至元十三年诏令王恂制定新历。恂认为一般历家只知历数不知历理,奏请许衡回京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来主持太史院事。许衡与太史令郭守敬等合作,研制新观象仪,经细密观测,参照旧有历法,剔除其中错误,于至元十七年(1280),制成新历,赐名曰《授时历》颁行天下。

至元十七年六月,许衡因病请归怀庆休养。至元十八年(1281)病情危急,不久逝世,时年七十三岁。怀庆人无论贵贱长幼皆为之恸哭。四方学士闻讣,有从数千里赶来祭奠者。

许衡善教,言语温和,故无论贵贱都愿拜他为师。他因材施教,凡受其教育的人终身不忘。大德元年(1297),赠荣禄大夫、司徒,谥“文正”。至大二年(1309)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1313),诏与孔子一道受祭祀于庙廷。延初,又诏立书院于京兆,以祭祀许衡,并赐田做祭祀的经费,书院名“鲁斋书院”,鲁为许衡居魏时的书斋名。
上一篇 下一篇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