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士对教化的作用很大，对事物的利益很广博，使父子忠实，君臣端正，开启政治教化的源头，启动生灵的耳目，百代之王的减损增益，儒士一直贯通始终。虽然世道有高下，而儒士之文雅却没有被淹没。自从永嘉以来，天下分崩离析，礼乐文章，几乎丧失干净。
魏道武帝刚刚安定中原，虽然时间很紧迫，开始建立都城的时候，就把经籍方术放在优先的地位wwW.7gushi.com。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生员一千多人。天兴二年(399)春天，将国子太学生员增至三千人。这岂不是认为天下可以武力夺取，而不可以用武力治理吗？圣明之人明达经典法则，大概是很深远的了。天兴四年春天，道武帝命令乐师入宫学习舞蹈，在先师像前行释菜礼而入学。北魏明元帝时，改国子为中书学，设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426)春天，在城东修建太学。后来，征召卢玄、高允等人，命令各个州郡都举荐有才学之士。于是，人们大都激励品德，知所崇尚，儒家学说转而兴盛。献文帝天安初年，诏令建立乡学，每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来又诏令大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小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太和年间，改中书为国子学，建立明堂、辟雍，尊事年老退休的三老五更，又开设皇子的学校。迁都洛阳之后，诏令设立国子、太学和四门小学。孝文帝明达研习古事，特别喜好典籍，坐在车上，骑在马上，都不忘记讲说儒学。刘芳、李彪等人因经书而得晋升，崔光、邢峦之类因文史而显达。其余那些涉猎典章制度，闲散中收集词章翰墨的人，无一不是借此获得很高的官爵，动辄赏赐并受宠幸。于是，儒学兴盛起来，其丰隆可与周、汉相比。宣武帝时，又诏令建造国学，在四门建立小学，大力选拔儒生作为小学博士，学生四十人。虽然校舍还没有建成，而经籍学术却是更为显著。当时，天下太平，学术十分兴盛，所以燕、齐、赵、魏之地，记录在案的学习经书的人，数不胜数。大郡一千多人，小郡也还有几百人。州里举荐才能出众的人，郡里举荐孝顺廉洁之士，在皇帝面前进对策，一年比一年更多。神龟年间，准备建立国学，诏令将三品以上和五品清官的儿子，作为国学生员人选。还未来得及实施，就又停了下来。正光三年(522)，就在国学拜祭先师，命祭酒崔光讲说《孝经》，开始设置国子生三十六人。到了孝昌年间之后，天下纷乱，各地的学校，所剩无几。
齐神武帝生于北方边塞，长于戎马生涯之中，树立义旗，平定疆域。因为北魏陷于战乱，又逢上朱氏杀戮残酷，文章典籍都荡然无存，礼乐一并丧失，弦歌之音几乎绝迹，俎豆之类的祭祀器皿将要丧尽。永熙年间，孝武帝再在国学祭拜先师，又在显阳殿诏令祭酒刘讲说《孝经》，黄门李郁解说《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大戴礼·夏小正》篇，又设置学生七十二人。永熙年间都城西迁，天平年间都城北移，虽然地方设置的学校，有的未来得及迁移，但儒家的学术思想，却很快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影响。当时刚刚迁都于邺诚，国子设置生员三十六人。到兴和、武定年间，儒家的学术思想又兴盛起来了。自天平年间开始，范阳卢景裕和叔伯兄弟卢仲礼在范阳起兵作乱，齐神武帝敕免二人的罪行，将他们安置在客舍，用儒家经典教授太原公以下诸生员，卢景裕死后，又用赵郡的李同轨接替卢景裕。二位贤士都承蒙大恩大德，受到特殊的礼遇。李同轨死后，又征召中山人张周彡武、渤海人李铉、中山人石曜等人相继作为各位王子的师友。到天保、大宁、武平各朝，也引进著名的儒生，教授皇太子和诸王子经籍学术。然而，自齐朝始创基业，下及末世，只有济南王为皇太子时，性格见识聪明敏锐，自己很注重磨炼，因而成就美名。其余诸王子大多骄纵恣肆，狂傲凶狠，举动违背礼法制度，日日有成就，月月有进步之事，在他们那里没有听说过，就像镂刻冰块雕刻朽木一样，终于没有成就。这或许是有原因的。帝王的子孙，习性骄纵淫逸，况且其做人的正道之心不诚实，邪恶之路竞相开通，自己原就不能生而知之，不是智力出众之人，而在内纵情于歌舞女色，在外多有走狗跑马的爱好，怎能入则行为笃诚，出则与贤士为友呢？白白地有师傅来教授，终究却没有修养品行的实绩。王公贵族，再加上明达经籍来粉饰，可以说就像稽山竹箭在箭尾加上羽毛一样，俯首捡得高官厚禄，是明摆着的事情。然而，齐朝主持选录官员的人，有的失去其职守，师、保、凝、丞四大辅臣，都赏赐给有功劳的老臣，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只有国子一种学校，生员也只有几十人。贵族子弟因通达经籍而进身仕途的人，只有博陵人崔子发、广平人宋游卿二人而已。自此之外，没有见到其他人。所幸朝廷制度宽大简略，政治禁令稀疏闲阔，游手好闲之人，十家就有九家。所以，学习经术接受学业的人，遍及乡村；背负书箱做官的人，不辞千里之远。进入里巷之中，乞食为生，栖息在桑梓树荫下，动一动就有十几人。燕、赵之地有此风俗，这类人数量尤其众多。齐朝的制度，各郡都设立学校，设置教授、助教讲授经籍。学生都是逼迫来充当生员，官宦和富豪之家，都不听从调遣。充当生员的人既然不是喜好经术的人，当然不把经籍放在心上。另外，许多人都被州郡的官吏驱使逼迫，即使有游手好闲之人，也不检视察看。这都是由于君主不喜好经术所致，各郡都必须察举孝顺廉洁之士，博士、助教和学生中通晓经术的人，推荐选拔充州郡举荐之数。射策十条，通晓八条以上的人，授给九品出身。特别优异的，也越级提拔。
周文帝统治天下，特别重视经籍典章。这个时候，西都动乱不安，郊区摆开了战场，古代帝王的旧有章法，往世圣人留下的教训，都扫荡干净了。于是，搜求上古三代残缺的文字，求得千载以上的至理名言，废黜魏、晋的典章制度，恢复周公的美好典章。卢景宣学问贯通六艺，修整五礼的残缺；长孙绍远学问广博，订正被损坏的六乐。因此，朝廷的典章逐渐具备，学者闻风向往。周明帝继位，真诚崇尚学术，内有安置文学之士的崇文观，外重成均这种大学的职责。文人墨客和讲论儒经优胜能令人开颜欢笑的人，时常出自朝廷；戴着圆帽，穿着方领衣，手持经书，背负书箱的儒生，记录到京城户籍上。这个时候人才济济，足可以超过以往了。到了保定三年(563)，周武帝才颁布诏令，尊太傅燕公为三老。周武帝于是穿衮袍，戴冠冕，乘坐碧辂车，陈列文具，准备礼仪，清道而临幸太学，亲自切割牲口的肉而让他们吃，奉举酒杯让他们饮酒，这固然是一世盛大的事情。这之后，命令使臣乘坐轻车奉送玉帛，到南荆征召沉重。等到平定齐国，周武帝降至尊之体，劳万乘之驾，用特殊的礼仪对待熊安生。因此，天下人都羡慕向往，文章教化深远。穿儒士之服，挟带远古帝王的道术，开办学校，引进学生的人很多，下定努力学习的志向，集中精力于某一专门的学业，辞别家人亲戚，甘心勤劳刻苦学习的人甚众。虽然学问渊博的儒者和成就的大业，比不上魏、晋时代的臣子，但风俗的改变，也还是近代的美事。
自天下失去统一以来，将近三百年，师傅的教导纷纭多样，没有办法取得正道。隋文帝上承天命而继位，统一天下，整顿纲纪以保护儒士，准备好表彰用的布帛以礼遇儒士，设置高级的官爵拉拢儒士，于是四海之内，普天之下，学识广博以备天子之问的儒士，都全部集聚在一起。隋文帝于是就治理国家，率领文武百官，遵从求问道术的仪式，观览拜祭先师的礼仪。博士尽其滔滔不绝的辩才，侍中竭尽应对优胜的深奥之学，考据订正散逸，研究参祥异同，积累下来的众多疑难，都像冰雪融化一样迎刃而解。于是越级提拔奇才俊士，厚为赏赐众多儒士，自京城以至于四方，都开设学校。齐、鲁、赵、魏之地，学习经术的人特别多，背负书籍追赶师傅，不辞千里之远，讲说背诵经籍的声音，道路上不时可以听到。中原经术的兴盛，自从汉、魏以来，只有隋朝一代而已。到了隋文帝晚年，精华稍稍枯竭，不喜爱儒术，专一崇尚刑名之学。执掌政权的那些人，都不是真诚地爱好儒术。到了仁寿年间，就废除了天下的学校。只保留了国子一所学校，学生七十二人。隋炀帝即位，重新开设学校，国子和郡县的学校，比开皇初年还要兴盛。征召儒生，不论远近都来到京城，让他们在东都洛阳互相讲说议论得失，根据他们的言论确定等级，一律都奏知天子。这个时候，原有的儒生大多已经亡故，只有信都人刘士元、河间人刘光伯出类拔萃，学识贯通南北，渊博达于今古，后生敬仰，撰著的各种经籍义疏，官僚们都师从宗法。接着外对四方夷族用兵，战事不断，师傅学生懈怠散漫，盗贼四起。礼义不足以防范君子，刑罚不足以威慑小人，徒有建造学校之名，而没有弘扬道术的实际行动。崇学之风逐渐衰微，以至于灭亡。方领矩步的儒士，也都辗转弃尸溪谷之间，所有的经籍，因此都在战火的余烬中丧失干净了。因此使得后来的士子，再也听不到诵读《诗》、《书》之声，人人都想掠夺盗窃，相互陷对方于不义。《传》说“：有学问的人将要生殖蕃息，没学问的人就要衰亡败落。”如此说则盛衰系于学术，兴亡在于学术，掌管国家的人，能够不加谨慎吗？
汉代，郑玄为各种经籍撰作注解，服虔、何休二人，各有自己的学说。郑玄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服虔的《左氏春秋》，何休的《公羊传》，盛行于大河之北。王肃的《易》，时而也得以流行。晋代，杜预注释《左氏》。杜预的玄孙杜坦，杜坦的弟弟杜骥，在宋朝都任青州刺史，传播其祖传学业，所以，齐地人大多学习杜氏之学。
自北魏末年开始，大儒生徐遵明在家门讲解郑玄注释的《周易》。徐遵明把郑注《周易》传授给卢景裕和清河崔瑾。卢景裕传授给权会和郭茂。权会早年进入邺都，郭茂一直在家门教授学生，后来能够说《易》的人，大都出自郭茂门下。河南和青、齐之地，儒生大多讲述王辅嗣(弼)注解的《易》，师承的人较少。
齐朝的时候，儒士很少传授《尚书》，徐遵明兼通《尚书》之学。徐遵明向屯留王聪学习《尚书》，传授给浮阳人李周仁和渤海人张文敬、李铉、河间人权会，并传授郑康成(玄)的注解，不是传授古文《尚书》。乡里的儒生，大都见不到孔安国古文《尚书》注解。武平末年，刘光伯、刘士元才得到费蠼的《尚书义疏》，于是就加以留意。
《诗》、《礼》、《春秋》，特别受到当时人们的崇尚，诸生大多兼通晓这三种经籍。
《三礼》都是出自徐遵明的传授。徐遵明传授《三礼》于李铉、祖俊、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给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熊安生又传授给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这之后的儒生能够通《礼经》的人，大都是熊安生的学生。诸生都通晓《小戴礼》。兼通《周仪礼》的儒生，仅有十分之二三。
通晓《毛诗》的人，大都是出自出魏刘献之门下。刘献之传授给李周仁，李周仁传授给董令度、程归则，程归则传授给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这之后能够谈论《诗》的人，大都是二刘的学生。
河北诸位儒生中能够通晓《春秋》和服子慎(虔)注解的人，也都是出自徐遵明的门下。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周彡、刘昼、鲍长宣、王元则，都得到服氏之学的精奥微妙。另外，卫觊、陈达、藩叔虔，虽然不是出自徐氏门下，也算得上贯通理解。另有姚文安、秦道静、开始也学习服氏之学，后又改学杜元凯(预)注解的《左传》。河西的儒生，都将杜氏之学牢记在心。《公羊》、《谷梁》二传，儒生大都不放在心上。
《论语》、《孝经》，诸位学生没有不通的。诸位儒生像权会、李铉、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这些人，大都是自己撰著义疏。虽然说是专门的学问，也都是互相师法学习。
大概南北儒生所作的章节与句子，喜好互相不同。江东儒生，《周易》则崇尚王辅嗣，《尚书》则崇尚孔安国，《左传》原崇尚杜元凯。河洛儒生，《左传》则崇尚服子慎，《尚书》、《周易》则崇尚郑康成。《诗》则是都以毛苌为主，《礼》则是共同尊崇郑玄。南方的儒生约略简要，得其英华；北方的儒生深奥庞杂，穷究其枝叶。考察其源流，总要其旨归，其立身成名，方法不同，结果是一样的。
自从北魏梁越以下，传授讲习儒家经典的人很多，今各依其年代编排，以具备《儒林》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