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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红罗裂 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 女子重前夫的意思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出自汉朝诗人辛延年的作品《羽林郎昔有霍家奴》,其古诗全文如下: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
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
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注释】
娉婷:形容女子姿态美。庐:房舍。
煜爚:光辉灿烂,光耀。
翠盖:饰以翠羽的车盖。空:这里是等待、停留的意思。踟蹰:徘徊不进的样子。
珍肴:美味佳肴。
脍:细切的肉。
贻:赠送。
红罗:红色的轻软丝织品。多用以制作妇女衣裙。
裂:古人从织机上把满一匹的布帛裁剪下来叫“裂”。《广雅·释诂》:“裁也。”
逾:超越。
谢:感谢,这里含有“谢绝”的意思。金吾子:执金吾,是汉代掌管京师治安的禁卫军长官。这里指调戏女主人公的豪奴。
私爱:单相思。徒:白白地。区区:指拳拳之心,恳挚之意。
【翻译】
当年,有个霍将军的门人冯子都,曾经依仗将军的势力,调笑当垆卖酒的胡姬。这位胡姬,当年只十五岁,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独自在门前卖酒。胡姬什么样子呢?那容貌自不必说,那服饰也别具匠心——她系着长长的丝绦,穿着大袖合欢衫;头上戴着蓝田美玉的饰物,耳上戴着大秦宝珠做的耳环;那发髻更是戴着无数珠宝,世上罕有,一只发髻上戴的珠宝就值五百万钱,两个发髻就价值千万多钱。没料到胡姬的美丽招来了冯子都这个花花公子,他娉娉婷婷地来到了胡姬的酒坊,看那白马银鞍多么气派光华,那车盖簪缨多么华丽眩目。他先是要酒喝,胡姬提着玉壶送上了清酒;他再要佳肴,胡姬用金盘捧出鲤鱼鲙来待客。没想到这小子本意不在喝酒吃饭,却拿出面青铜宝镜赠给胡姬www.7gushi.com,还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嫌疑给她系在红罗带上。胡姬翻了脸,当场扯断红罗带,将铜镜还回,正言道:“男人总是心爱新妇,而女子却永远最看重前夫;人生就是这样,相遇得有早有晚,人有新有故;我对我的故人不会因为富贵还是贫贱而负他——多谢您的好意,但是,你爱我也是白爱了!”
【赏析】
经过这段风光旖旎的描写之后,诗人笔锋一转,改写第一人称手法,让女主人公直接控诉豪奴调戏妇女的无耻行径。“不意”承上启下,意味着情节的突转,不测风云的降临。西汉冯子都不曾作过执金吾,东汉窦景是执金吾,但不属于“家奴”,故此处称豪奴为“金吾子”,是语含讽意的“敬称”。“娉婷”句指豪奴为调戏胡姬而作出婉容和色的样子前来酒店拜访,他派头十足,驾着车马而来,银色的马鞍光彩闪耀,车盖上饰有翠羽的马车停留在酒店门前,徘徊地等着他。他一进酒店,便径直走近胡姬,向她要上等美酒,胡姬便提着丝绳系的玉壶来给他斟酒;一会儿他又走近胡姬向她要上品菜肴,胡姬便用讲究的金盘盛了鲤鱼肉片送给他。恶奴要酒要菜,是为大摆排场阔气;而两次走近(“说”即近意),则已露动机不纯的端倪。在他酒酣菜饱之后,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欲火,渐渐轻薄起来,公然对胡姬调戏:他赠胡姬一面青铜镜,又送上一件红罗衣要与胡姬欢好。今人对“结”字有多解:或解为“系”,把青铜镜系在胡姬的红罗衣上;或解作“拉拉扯扯”;俞平伯解为“要结之结,结绸缪、结同凡之结”(意思是结下男女结合的关系和缠绵的恋情)。分析诗中的句法及上下文情理,俞平伯的说法更为贴切。以上十句是第三层:写豪奴对胡姬的垂涎和调戏。
最后八句写胡姬柔中有刚、义不容辱的严辞拒绝。胡姬面对倚权仗势的豪奴调戏,既不怯懦,也不急躁,而是有理有节,以柔克刚。她首先从容地说道:“君不惜裁下红罗前来结好,妾何能计较这轻微低贱之躯呢!”仿佛将要一口答应,实际上是欲抑先扬,欲擒故纵。下文随即转折:“但是,你们男人总是喜新厌旧,爱娶新妇;而我们女子却是看重旧情,忠于前夫的。”这与《陌上桑》中“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如出一辙,只是语气稍委婉而已。其实,十五岁的胡姬未必真有丈夫,她之所以暗示自己“重前夫”,也和罗敷一样,一是表明自己忠于爱情的信念,更主要的则是权借礼法规范作为抗暴的武器。“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语气较上婉而弥厉:“既然女子在人生中坚持从一而终,决不以新易故,又岂能弃贱攀贵而超越门第等级呢!”语意绵里藏针,有理有节。言外之意,如同左思《咏史八首》其六:“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表现了胡姬朴素的阶级意识和风棱厉节,显得义正言辞。“多谢”,一语双关,表面是感谢,骨子却含“谢绝”。这里的结束语更耐人寻味:“我非常感谢官人您这番好意,让您白白地为我付出这般殷勤厚爱的单相思,真是对不起!”态度坚决而辞气和婉,语含嘲讽而不失礼貌。弄得这位不可一世的“金吾子”,除了哭笑不得的尴尬窘态和狼狈而逃的可耻下场,再也没有其它别的办法。这里也给读者留下了“言尽意不尽”的想象余地。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一连串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谣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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