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字孟阳,安平人。父亲张收,任蜀郡太守。张载天性闲雅,博学并有文采辞章。太康初年(280),到蜀地看望父亲,取道经过剑阁。张载因蜀地人倚仗险阻,喜好作乱,便写了《剑阁铭》以为告诫。其中说:高大的梁山,积石真巍峨,远方联荆衡,近处接岷山番。南方通邛,北边达褒斜。狭窄超彭碣,高大胜嵩华。入蜀之门户,坚固镇定极。关名叫剑阁,壁立千余仞。穷尽地之险,终极路之峻。世浊则叛逆,世清则和顺。刘备曾关闭,钟会又开启。秦国百WWw.7gushi.com分二,吞并众诸侯。齐国十分二,田肯献奇计。如此狭隘地,土外之区域。一夫挥戈守,万夫也难行。不是亲信人,何能居此地。从前魏武侯,中流而自喜。河山真险固,吴起责难之。洞庭与孟门,二国无后祀。国兴在美德,天险难依恃。从古到如今,天命不可易。凭险作祸乱,很少不败绩。公孙述已亡,刘禅也投降。前车之鉴戒,后车之师长。刻铭于山河,谨以告益梁。
益州刺史张敏见此铭而认为奇才,便把此文上奏,武帝派使臣刻在剑阁山上。
张载又制作《榷论》道:
贤人君子将要树立天下的大功,成就天下的美名,如果不遇其时,又怎么能获得呢?所以我尝试着说一说:商汤如果没有在鸣条击败夏桀的战事,那么伊尹、有莘就还是一介匹夫;周武王如果没有在牧野与商纣列阵,那么吕尚也还是渭水边一个钓鱼翁。像这类事,不可胜记。大抵声音发出来响声就回应,形体运动后影子就随从,时代太平才士就埋没,世事祸乱奇才就被任用,难道不是这样吗?假使秦朝、王莽修治三王的法典,时世兴隆太平,那么高祖刘邦还是泗上的好官吏,光武帝刘秀也还只是春陵的一个侠客而已,何况那些依附他们的人呢?所以在有事的时代,不是日行千里的军马就不驾车,因此在那时驽钝的人闻风而退,愚劣的人未尝试用就废弃了。等到无事的时候,则老牛和骐骥养在一圈,利剑钝刀放在一起,也没有漫长的旅途和犀牛皮革作判断,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离朱和瞎子眼睛一样的情况。处在安定之世,却想建立奇异的功勋,居于太平之际,却要谈论违背世俗的计谋,这如同后退着登山,在炎热的越地卖帽子。汉文帝刘恒见到李广后感叹说:“可惜你不遇乱世,高祖刘邦之时,封个万户侯又有什么问题呢?所以聪明才智无法运用,勇力无法施展,那么通用性和怯懦就是一样的;才能无法驰骋,论辩无法展开,则愚顽和聪慧也是一样的。因此吴国越国的船只,不能没有水而漂浮;青色赤色的虬龙,不能没有云彩而腾飞。所以和氏璧在荆山,隋侯珠藏在深川,不遇那种人,怎会有连城的价值和照耀车辆的美名呢?青白色的雄鹰,囚禁在笼子里,怎么能显露出把狡兔捉在袖子下的本领?白猿黑豹,藏在牢栏里,怎么能知道他可以在千仞之壁攀援呢?懦夫与勇士乌获比力气,不用有龙纹的大鼎,就无法明了;聂政与荆珂争勇力,若不是强秦的威力,谁能辨明?所以饥饿的贫民和平庸的徒隶,看门、杀猪的之类,一旦任卿相之职位,建立载于史册的名号;或有颜回孟子之术,胸怀伊尹、管仲的谋略,至死还不能跻身于君子之列,这就是有事的时代容易有功劳,无事的时代难以成名声。像这样埋没而不称于世,也用不着多说。
何况平庸之徒,稍稍有些不得志,就自认为曲枉了才能。没有谁不是粉饰小小的辩论,做出小小的善事来应和时事,交朋结党,聚集虚名来驱动世俗。仕进对时势没有补益,隐退对教化没有妨碍。可是国君也跟着使众口一声,吹捧他们,难道不可悲吗!现在的士子循常规习旧法,行为依照规矩,累积官秩和资历门阀,忙忙碌碌地获取进取的资本。至于那些魁梧俊杰、风流倜傥的人,将会老死在山岩之下,又怎么能按步骤竞争于仕途呢?至于那些载冠冕乘大车的高官显士,如果不能匡正教化辅佐政教,补益时世,而只是阿谀奉迎取得皇上欢心,谋求荣誉和功利,增厚自我加爵位的资本,蓄积私家的财物,这只是沐猴戴帽子,又哪值得称道呢?
张载又作了《氵蒙汜赋》,司隶校尉傅玄见了之后感叹,用车迎接他,互相谈说一整天,为他求名誉,于是知名于世。起用为佐著作郎,出京补任肥乡县令。又任著作郎,转任太子中书舍人,升任乐安的相、弘农太守。长沙王司马磖请他当记室督、拜为中书侍郎,又统领著作。张载见世事正混乱,不再有仕进之意,于是假称病重辞官回家,死在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