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侯主父列传”出自古典作品的作品《史记》,其内容全文如下：
丞相公孙弘是齐地川国薛县人，字季。
年轻时当过县监狱官。
因犯罪被免官，家穷，只得到海边放猪。
四十多岁开始学《春秋》及各家注释《春秋》的著作。
他奉养继母孝顺谨慎。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天子刚即史记位，就招贤良文学之士。
公孙弘已六十岁，以贤良被征召入京当了博士。
他出使匈奴回来报告情况，不合皇上的意思，武帝怒，认为他无能，公孙弘就借口有病，免官归家。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川国又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向国人推让拒绝说：“我已西去京城接受过皇帝任命，因无能而罢官归来。
希更改推选他人。”国人却坚决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到了太常那里。
太常让所征召的一百多名儒士分别对策，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按等次被排在最后边。
全部对策文章被送到了皇帝那里，武帝把公孙弘的文章提拔为第一。
公孙弘被召见，武帝见他相貌漂亮，封他为博士。
这时，汉朝开通西南夷的道路，设置郡县，巴蜀人对此深感困苦，皇帝命公孙弘去视察。
公孙弘归来报告，极力诋毁西南夷没有用处，皇上未采纳他的意见。
公孙弘为人雄伟奇异，见闻广博，常说人主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广，人臣的毛病在于不节俭。
他盖的是布被，吃饭不吃两样以上肉菜。
继母死了，他守孝三年。
他每上朝与大家议论政事，总是先开头陈述种种事情，让皇上亲自选定，从不当面在朝廷上驳斥争论。
于是皇上观察发现他品性忠厚，善于言谈，熟谙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且能以儒学观点文饰，皇上非常喜爱他。
两年之内，官至左内史。
公孙弘向皇帝奏事，有时不被采纳，也不在朝廷加以辩白。
他曾和主爵都尉汲黯请求皇上分别接见，汲黯先向皇上提出问题，公孙弘则随后把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皇上常常很高兴。
他所说的事情都被采纳。
从此，公孙弘日益受到皇帝的亲近，地位显贵起来。
他曾与公卿们事先约好向皇帝谈论的问题，但到了皇上面前，他却违背约定而顺从皇上的旨意。
汲黯在朝廷责备公孙弘说“：齐地人多半欺诈而无真情。
他开始时同我们一起提出这个建议，现都违背了，不忠诚。”皇上问公孙弘，他谢罪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皇上赞同他的说法。
皇上身边的宠臣，每每诋毁公孙弘，但皇上却越发厚侍他。
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张欧被免官，皇上用公孙弘当御史大夫。
这时，汉朝正开通西南夷，东边设置沧海郡，北边修建朔方郡城。
公孙弘屡次劝谏皇上，认为这些做法是使中国疲惫不堪而去经营那些无用的地方，希望停止开通。
于是武帝就让朱买臣等以设置朔方郡的有利情况来诘难公孙弘。
朱买臣等提出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出。
公孙弘便道歉说：“我是山东鄙陋之人，不知筑朔方郡有这些好处，希望停止做通西南夷和置沧海郡的事，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城。”皇上就答应了。
汲黯说：“公孙弘位列三公俸禄很多，但却盖布被，这是欺诈。”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有这事。
九卿中与我要好的人没有超过汲黯的。
他今天在朝廷上责难我，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
我位列三公却盖布被确属巧行欺诈，妄图沽名钓誉，且我听说管仲当齐国的相，有三处住宅，其奢侈可比齐王，齐桓公依靠管仲称霸，这是对国君的越礼行为，晏婴为齐景公的相，吃饭时不吃两样以上的肉菜，他的妾不wwW.7gushi.com穿丝织衣服，齐国治理的很好，这是晏婴向下面的百姓看齐。
如今我当了御史大夫，却盖布被，这使从九卿以至小官吏没有了贵贱差别，真像汲黯说的。
况且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怎能听到这些话呢！”武帝认为公孙弘谦让有礼，愈加厚待他，终于让他当了丞相，封为平津侯。
公孙弘为人猜疑忌恨，表面宽宏大量，内心城府很深。
那些曾同他有仇怨的人，公孙弘表面虽然与他们相处得好，但暗中却加祸于人以图报复。
杀死主父偃，把董仲舒派到胶西国当相的事，都是公孙弘的主意。
他每顿饭只吃一个肉菜和脱壳的糙米饭，老朋友和他喜欢的宾客都靠他供给衣食，公孙弘的俸禄都供给他们，家中没有余财，士人因此认为他贤明。
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朝廷追查党羽正紧急，公孙弘病重，自以为无功而受禄，官至丞相，应当辅助贤明君王镇抚国家，使人都知遵循为臣之道，今诸侯有阴谋叛逆者，这都是宰相不称职的结果，恐一旦自己默默病死，没法搪塞责任。
于是向皇帝上书说：“臣闻天下常道有五，用以实行这五种常道的有三种美德。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的次序，这五方面是天下的常道。
而智慧、仁爱和勇敢这三方面是天下的常德，是用来实行常道的。
所以孔子说‘：努力实践接近于仁，喜欢询问接近于智，知道羞耻接近于勇，知道这三种情况就知道怎样修养了。
知道怎样修养，然后才知道怎样治理别人。
天下没有不能自我修养却能去治理别人的。’这是百世不变之道理。
现陛下亲行大孝，以三王为借鉴，建立起像周代那样的治国之道，兼备文王武王的才德，鼓励贤才，给予俸禄，根据才能授予官职。
如今我才质低劣，没有汗马之劳，陛下特意把我从行伍间提拔起来，封为列侯，位达三公。
我的品行才能，不能与这高官位置相称，平素已有病，恐先于陛下的狗马死去，终难报答陛下恩德而搪塞责任。
我希望交回侯印辞官回家，给贤者让路。”武帝答复他说“：古代奖赏有功的人，表彰有德的人。
守住先人已成的事业要崇尚文德教化，遭祸患则崇尚武功，没有改变这个道理的。
我从前幸运地得以继承皇位，怕不能安邦，想同各位大臣共同治理天下，你应知道我的想法。
大概君子都喜欢善良的人，憎恶丑恶的人，你若谨慎行事，就可常留在我身边。
你不幸得了风寒之病，何必忧虑不愈，竟上书辞官交印，这样做就是显扬我的无德呀！现在事情稍微少了些，希你少虑，集中精神，辅以医药治疗。”于是武帝恩准公孙弘继续休假，赐给他牛酒和各种布帛。
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病情大有好转，就上朝理政了。
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公孙弘发病，终以丞相身份去世，其子公孙度，继承了平津侯的爵位。
当山阳太守十多年，因犯法而失去侯爵。
主父偃是齐地临人，学习战国时纵横家的学说，晚年才学习《周易》、《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游学于齐国读书人之间，没有谁肯厚待他，而且排斥他，他无法呆下去。
他家贫困借贷无门，就到北地燕、赵、中山游学，也没人赏识，做客很难。
孝武帝元光元年，他认为各诸侯国不值得去游学，就西入函谷关，去见大将军卫青。
卫青屡次向皇上推荐他，皇上不肯召见，他带的钱已花光，留在长安亦已很久，诸侯的宾客们都很讨厌他，于是他向皇帝上书。
早上进呈奏书，傍晚皇帝就召见他。
他所说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法律条令方面的事，一件是关于征伐匈奴的事，原文是这样说的：我听说贤明君主不厌深切的谏言而史记广泛观察，忠诚的大臣不逃避重罚而直言劝谏，因此处理国事才不失策。
使功名流传万世。
如今我不敢隐瞒忠心，逃避死亡，而要向您陈述我的愚计，希陛下免罪，微察一下我的想法。
《司马法》上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已经平定，天子演奏《大凯》的乐章，春秋两季分别举行打猎的活动，诸侯们借以春练军队，秋整武器，以表示不忘战争。
况且发怒是背逆德行的，武器是凶恶的东西，争斗是最差的末节。
古代人君一怒则必杀人，伏尸血流，故圣明天子对待发怒非常慎重。
那致力于打仗取胜而用尽武力的人，最终没有不后悔的。
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的兵威蚕食天下，并吞战败国统一天下，其功业可与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相同，但他一心取胜不肯休止，竟想攻打匈奴。
李斯劝谏说：“不可以攻匈奴。
那匈奴没有城郭居住，也无堆积的财物可守，到处迁徙如鸟飞翔，难以得到他们加以控制。
如派轻兵深入，军粮必定断绝；如携带许多粮食物资沉重难运无济于事。
即使得到匈奴土地亦无利可图，遇到匈奴人也不能役使他们加以守护。
战胜他们就必杀死他们，这并非为民父母的君王所应做的事。
使国民疲惫，而以打匈奴为愉快之事，这不是常策。”秦始皇不采纳李斯的建议，派蒙恬率兵去攻打匈奴开阔了土地，以黄河为界。
这些土地本是盐碱地，不生五谷。
这以后秦朝调发全国成年男子去守卫北河地区。
让军队在风沙日晒中呆了十多年，死的人不可胜数，始终没能越过黄河北进。
这难道是兵马不足武器装备不充裕吗？不是的，这是形势不允许呀！秦朝又让天下百姓飞速转运粮草，从黄县、月垂县和琅笽靠海之郡县起运，转运到北河，一般说来运三十钟粮食才能得到一石。
男子努力种田，也不能满足粮饷的需求，女子种麻、纺纱，织布也不能满足军队帷幕的需求。
百姓疲惫不堪，孤寡老弱得不到供养，死人载道相望，大概由于这些原因，天下百姓开始背叛秦王朝。
待到高皇帝平定天下，攻取了边境的土地，听说匈奴聚积在代郡山谷之外，就想攻打他们。
御史成进谏说：“不可。
那匈奴像兽聚而鸟散，追赶他们像捕捉影子一样。
如今凭借陛下盛德攻打匈奴，我窃以为是危险的。”高皇帝不听，进军代郡山谷，遭到平城被困之危。
高帝大概很失悔，就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约和亲。
此后，天下人民才忘记了战争的事。
所以《孙子兵法》上说：“发兵十万，日耗千金。”那秦朝常积众屯兵数十万，虽然有歼灭敌军、杀死敌将、俘虏匈奴单于的军功，这也恰恰足以结怨深仇，不足以抵偿全国所耗资财。
这种上使国库空虚，下使百姓疲惫，扬威国外心中欢愉的事并非是完美的事。
他们走到哪里偷盗到哪里，掠夺驱驰以为职业，天性如此。
上自虞舜、夏朝、商朝和周朝，从不按法律道德督导教化他们，只视他们为禽兽而畜养，而不视其为人类。
上不借鉴虞夏、商周的经验，下却依照近世的错误作法，这正是我最大忧虑，百姓最感痛苦的事情。
况战争持续一久，就会发生变乱；做事很苦，就会使思想发生变化。
这样就使边境百姓疲惫愁苦，产生背离秦王朝的心情，使将军和官吏相疑而与外国人勾结，所以尉佗和章邯才能实现他们的个人野心。
秦朝政令不能推行的原因，就因为国家大权被这两人所分的结果，这就是政治的得失效验。
所以《周书》上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君王发布什么政令，国家的存亡在于君主用什么样的人。”希望陛下好好考察这个问题。
对此稍加注意深思熟虑。
这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都向皇帝上书，谈论当代重大国事，每人讲了一件事。
徐氏在上书中说：我听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古今一样。
什么叫土崩呢？秦朝末年就是这样。
陈涉并无诸侯的尊贵地位，也没有一尺一寸封地，自己也不是王公大人和有名望的贵族后代，没有家乡人对他的赞誉，没有孔丘、墨翟、曾参的贤能，没有陶朱、猗顿的富有。
但是他从贫穷的民间起兵，挥舞着战矛，振臂大喊，天下人闻风响应，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于人民困苦而国君不知体恤关照，下民怨而上位者并不知情，世俗败坏而国家政治不好，这三项是陈涉用以凭借的客观条件，这就叫做土崩，所以说国家忧患在于土崩。
什么叫瓦解呢？吴、楚、齐、赵的军事叛乱就是这样。
吴、楚等七国之王阴谋叛乱，他们自称万乘君主，有披甲战士几十万，威严足以使封国之民畏服，他们的财物足以鼓励其封国的百姓，但他们却不能向西夺取很小的土地，而他们自己却在中原被擒，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他们的权势比平民百姓轻，不是他们的军事力量比陈涉小，是因为当时先皇帝的思想还未衰弱，而百姓安于乡土喜欢时俗的很多，所以诸侯们没有得到境外的援助，这就叫做瓦解。
所以说国家的忧患不在瓦解。
可见天下如有土崩的形势，纵然是处于穷困的平民，只要他们中有人首先发难，就可能使国家遭到危害，陈涉就是如此，何况或许还有三晋之类的国家存在呢！国家纵然没有大治，若没有土崩的形势，虽然有强国和强大的军队起来造反，他们自身很快也会被擒，吴、楚等就是这样，何况群臣百姓起来造反呢！这两种情况，是国家安危的显明的根本之处，希贤明君主多多留意，深刻地观察。
最近关东地方五谷歉收，年景还未恢复，百姓多半都很穷困，再加上边境一带的战争，按形势的发展和一般常理来看，老百姓将有不安心本地容易流动的心情，这就是土崩形势。
所以贤明的君主能独自观察到万物变化的原因，明察安危的关键，只在朝廷上治理政事，就可把未形成的祸患加以消除。
其要领就是设法使国家不出现土崩的形势而已。
所以纵有强大的国家和军队在那里，陛下仍可以追赶走兽，射击飞鸟，扩展游乐场所，无节制地放纵地观赏玩乐，尽情享受驱马打猎的欢乐，一切安然自如。
各种乐器的演奏声不绝于耳，帷帐中与美女的情爱和戏子侏儒的笑声亦如从前，然而国家却没有隐忧。
名望何必定要像商汤、周武王那样高，世俗又何必定要像周成王、周康王时代那样的淳美！虽然是这样，我私下认为陛下是天生的圣人，是有宽厚仁爱的资质，而且确实把治国当作自己根本的职责，能做到这些，那么就不难得到和商汤、周武王同等的名望了。
而周成王、周康王时的时俗也得以复兴。
这两种情况确立，然后可处于尊贵安全的实际境地，在当代传扬美名，扩大声誉，使天下人人亲近你，使四方边远之民服从你，你的余恩和遗德将盛传几代，面朝南方，背靠屏风，卷起衣袖，与王公大人们作揖行礼，这是陛下所做的事情。
我听说想实行王道，治理国家，就是没有成功，最差的结果也可使国家安宁。
只史记要安宁，陛下想得到什么，难道还有做不成的吗？你想征讨谁，还有不降服的吗？严安上书说：我听说周朝治理天下，治理得很好的时期有三百多年，成王和康王时期是最兴盛的，刑罚搁置四十多年不用。
待周朝衰微亦有三百多年，所以五霸才能轮番兴起。
五霸这些人辅佐天子，兴利除害，诛伐暴虐，禁止奸邪，扶植正道，使天子得以尊贵，五霸去世后，没有继起的圣贤，使天子处于孤立衰弱的地位，号令不能颁行，诸侯恣意行事，强者欺凌弱小，人多的损害人少的，田常篡夺了齐国的政权，六卿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共同形成战国纷争的局面，这是百姓苦难的开始，强国致力于战争，弱国备战防守。
出现了合纵连横的策略，使者的车子奔波急驰，战士铠甲帽盔生满虮虱，百姓苦难无处申诉。
到秦王嬴政时代，蚕食天下，并吞六国，号称皇帝。
统一国内政治，毁诸侯国都城和兵器铸钟，以显示以后不再用兵动武。
善良的百姓得以免受战祸，碰上圣明天子，人们都认为得到了新生命。
假如秦朝能宽缓刑罚，轻赋税，减徭役，尊重仁义，轻视势利，崇尚忠厚，鄙视智巧，移风易俗，使百姓得到教化，那么世世代代都会安宁。
但是秦朝不推行这种政治，却因循从前风俗，使那些专做智巧权利之事的人得以重用，而那些忠厚诚信的人却被斥退；法律严酷，政治严峻，阿谀献媚者多，天天听到他们的赞美声，于是心满意足，想入非非；一心想扬威海外，派遣蒙恬率兵北攻匈奴，扩张土地，拓展边境，戍守黄河以北，百姓急运粮草随后；又派尉官屠睢率领水兵攻打南边的百越，派监御史禄凿通运河，运送粮食，深入越地，越人逃跑，经很长时间相持，粮食乏绝，越人攻击，秦兵大败。
秦就派赵佗率兵戍守越地。
正在这时，秦在北方同匈奴结怨。
南方与越人成仇，军队驻扎在无用之地，只能进不能退。
经过十多年，成年男子身着铠甲上战场，成年女子转运粮食，痛苦而无法活，有的吊死在路旁树上，死人一个接一个。
等到秦始皇死去，天下人大半反叛秦朝。
陈涉、吴广攻占陈县，武臣、张耳攻占赵地，项梁攻占吴县，田儋攻占齐地，景驹攻取郢，周市攻取魏地，韩广攻取燕地，穷山深谷，豪杰之士一同起兵，记不完。
但他们都非公侯后代或大官下属，没尺寸权势。
从闾巷兴起，手执戟矛，顺应时势行动，没有预谋却同时起兵，没有相约却不谋而合，不断扩充土地，最后称霸。
这是当时的教化使其成事。
秦国是贵为天子，拥有天下富豪，但却亡国亡家，这是穷兵黩武的后果。
所以周之败亡在于国势衰弱，而秦之败亡在于国势强大，这是不会因时而变的原因。
如今想招降南夷，让夜郎来朝拜，降服羌、，攻夺氵岁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烧其茏城，议论此事的人都加以赞美，这是为臣者的利益，并非天下大计。
如今中国没有狗叫的惊扰，却受远方备战的牵累，使国家破败，这并非养育百姓的办法。
去实现无穷的欲望使心意畅快，而与匈奴结怨，并非安定边疆的办法。
结怨不消除，战争停止而又产生，使近者愁苦，远者惊骇，这不是持久的办法。
如今全国造铠甲，磨利刀剑，矫正箭杆，积累弓弦，转运粮食，不见休止，此为全国人民共同忧虑。
若战争时间长，变故就会发生，事情繁杂，疑虑丛生。
现外郡的土地有几千里，列城数十个，地理山川形势可以控制百姓，胁迫附近诸侯，非皇室之利。
看看历史上齐国、晋国所以被亡，原因是刑酷，欲望无穷。
如今郡守的权不只是六卿那样大；土地几千里，不只是闾巷那点凭借；铠甲武器等军械，不只是戟矛那点用处。
这样的客观条件，如果碰上天下大乱，后果就不容讳言了。
徐乐和严安的奏折送呈天子，天子召见了主父偃和徐乐、严安，说“：你们都在哪里啊，为何我们相见得这样晚？”于是武帝任命他三人为郎中。
主父偃屡次进见皇帝，上疏陈说政事。
皇帝下令任命他为谒者，又升中大夫，一年当中，四次提升他的职务。
主父偃向皇上说“：古代诸侯土地不超过百里，很易控制。
如今诸侯有的竟拥有相连的几十个城市，土地上千里。
天下形势宽缓时，容易骄奢淫乱；形势急迫时，则倚仗强大联合起来反对朝廷。
现如用法律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反叛的事就会发生，以前晁错的做法就出现这种情况。
如今诸侯中有的有十几个子弟，而只有嫡出长子世代继承，其余虽也是诸侯王的亲骨肉，却无尺寸之地的封国，那么仁爱孝道就得不到显示，希望陛下命令诸侯可以推广恩德把土地分割给子弟，封他们为侯，子弟们高兴实现了愿望，皇上用这种办法施以恩惠，实际却分割了诸侯王的国土，没削减他们的封地，却削弱了他们的势力。”皇上听从了他的计策。
主父偃又劝皇上说：“茂陵刚建县，全国豪强富人使百姓作乱的人，可迁徙到茂陵，内则充实京城，外则消除奸猾之人，这叫不诛而害除。”皇上又听从了他的主张。
尊立卫子夫当皇后，揭发燕王刘定国的阴私，主父偃有功。
大臣们畏惧他，贿赠他的钱累计千金。
有人劝说他“：你太横行了。”主父偃说“：我从奋发游学以来已四十余年，志向得不到实现，父母不视我为子，兄弟们不收留我，宾客抛弃我，穷困时日已久。
况大丈夫生前如不能列五鼎而食，死后就受五鼎烹煮之刑好了。
我已到日暮途远之时，所以要倒行逆施，横暴行事。”主父偃盛称朔方土地肥沃富饶，外有黄河险阻，蒙恬在此筑城驱逐匈奴，可省去内地转运和戍守水运的人力物力，这是扩大中国土地消灭匈奴的根本。
皇上看完将他的建议交给公卿们议论，都说不利。
公孙弘说“：秦朝曾调发三十万人在黄河北筑城，终未修成就放弃了。”主父偃盛称其利，皇上竟采纳主父偃计策，设置了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偃向皇上讲了齐王刘次景在宫内的淫乱行为，皇上任命他当了齐相。
主父偃到了齐国，把他的兄弟宾客都召来，说：“以往兄弟不给我衣食，宾客不让我进门；如今我作了齐相，诸君中有人到千里之外去迎接我。
我同诸君绝交了，请别再进我的家门！”于是他就派人用齐王与其姐姐通奸的事来触动齐王，齐王害怕像燕王刘定国那样被判处死罪，就自杀了。
主持此事的官员把这事报告给皇上。
主父偃当平民百姓时，曾游历燕地和赵地，等他当了大官后，就揭发了燕王的隐私。
赵王怕他成为赵国的祸患，想要上书皇帝讲述他的隐私，因主父偃在朝中，不敢揭发。
等他当了齐相，走出函谷关，赵王就派人上书，告发主父偃接受诸侯贿赂，诸侯子弟中很多因此而封侯。
等到齐王自杀后，皇帝大怒，认为是主父偃威胁他的国王自杀的，就交给官吏审史记问。
主父偃承认接受贿赂，实际上没有威胁齐王使他自杀。
皇上不想诛杀主父偃，这时公孙弘当御史大夫，就对皇上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封国被废除变成郡，归入朝廷，主父偃是这事的罪魁，陛下不杀主父偃，无法向天下人交待。”于是皇上就把主父偃家族的人都杀了。
主父偃正受宠显贵时，宾客数以千计，待他被灭族而死，没人为他收尸，唯独氵交县人孔车为他收尸并埋葬了他。
天子后来听说了这件事，认为孔车是位长者。
太史公说：公孙弘的品行虽美好，但也因他遇到了好时机。
汉朝建国八十余年了，皇上正崇尚儒学，招揽人才，以发展儒家和墨家的学说，公孙弘是第一个被选拔的人。
主父偃身居要职，朝中高官都称赞他，待到他名声败坏被杀，士人争着讲他的坏处，真是可悲呀！太皇太后王政君向大司徒马宫和大司空甄丰下诏书说：“听说治国之道，首要使百姓富裕起来。
使百姓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
《孝经》上说：‘使皇上平安，治理百姓没有比用礼更好的了。’‘礼，与其奢侈，宁愿节俭。’从前，管仲当齐桓公的相，使齐桓公称霸，有九合诸侯，匡正天下的大功，然而仲尼说他不知礼，这是因他奢侈过度而同国君相比拟的缘故。
夏禹住矮小房屋，穿粗劣的衣服，后代圣人不遵循他的做法。
因此可以说，国家政治隆盛时，君主德行优厚的表现，没有什么可以超过节俭的。
用节俭的美德教化俗民，那么尊卑的次序就会形成，而父母兄弟间的骨肉恩情就会亲密，纷争诉讼的根源就会消失。
这就是家盛人足，不用刑罚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根本啊，怎可不努力实践呢！那三公是百官的统帅，是万民的表率。
没有树立起垂直标帜却得到弯曲影子的情况。
孔子不是说过吗：‘你领着走正路，谁敢不走正路？’‘选拔贤能者，教育差的人，人们就能得到鼓励。’汉朝兴盛以来，作为皇上得力重臣的宰相都能亲身节俭，轻钱财重道义，表现很突出的没有像从前的丞相平津侯公孙弘。
他身居高官却盖布被，吃糙米，每顿只吃一个肉菜。
但对老友及所喜欢的宾客，却分一部分自己的俸禄供给他们，自己没有多余钱财。
他确实能从内心自我克制约束，外表上却依据法律行事。
汲黯诘难他，这些事情才被皇上知道，这是比制度规定的降低一些，但却是可以施行的。
德行优厚的就去做，否则就不去做，这同背地里奢侈而外表上假装节俭，以此沽名钓誉的人不同。
他以有病为由要求退职回家，汉武帝马上下令说‘：奖赏有功的，表扬有德的，喜欢好人讨厌坏人，这是你应当知道的。
希望你少用心思，保养精神，再用医药辅助治疗。’恩准假期让他治病，赏赐牛酒和各种布帛。
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的病好了，就上朝办公。
元狩二年，终于在丞相的官位上寿终正寝。
了解大臣的没有超过国君的了，这就是例证。
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继承父亲的爵位，后当了山阳太守，因犯法失掉侯爵。
表彰道义是为了引导世人，勉励教化是圣王的制度，不可改变。
将恩赐公孙弘后代子孙中嫡系者以关内侯的爵位，食邑三百户，用公车把他们送到京城，将他们的名字报到尚书那里，朕要亲临现场授予爵位。”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的“赞曰”中说：公孙弘、卜式、儿宽都曾以大雁奋飞之翼的超凡才能，在平凡的燕雀群中遭受困厄，隐迹于猪羊之间，如果不遇到好机会，怎能得到公卿的高位？这时，汉朝建国六十余年，全国安定，府库充实，而四方蛮夷尚未顺服，各种制度还有缺漏，皇上正想举用有文才武略的人，选求这样的人像害怕追不上似的。
汉武帝开始用安车蒲轮去迎接枚乘，看到主父偃等叹息相见太晚。
因此，群臣羡慕向往，有奇才者同时出现。
卜式从割草牧羊的人中选出，桑弘羊从商人小子中提拔起来，卫青奋起于奴仆之间，金日石单从投降的人中被选拔出来，这些人都是从前那筑墙的傅说，喂牛的宁戚一类人啊。
汉朝得到人才，以武帝时期最多。
学识渊博而有雍容风度的有公孙弘、董仲舒、儿宽；忠厚老实、勤奋做事的有石建和石庆；质朴刚直的有汲黯、卜式；善于推举贤才的有韩安国、郑当时；制订律令的有赵禹、张汤；善写文章的有司马迁、司马相如；能言善辩诙谐滑稽的有东方朔、枚皋；善于应对的有严助、朱买臣；擅长天文历法的有唐都、落下闳；懂音律的有李延年；擅长筹划的有桑弘羊；奉命出使的有张骞、苏武；杰出的将帅则有卫青、霍去病；接受皇帝遗诏辅助幼主的有霍光、金日石单；其余的记也记不过来。
因此这个时期创建的功业，遗留后世的典籍，后世没有能赶得上的。
汉宣帝继承大统，继续治理汉朝大业，也讲述儒家六经的思想，召选优秀特异人材，因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因精通儒家学说而被任用；刘向、王褒因善写文章而显贵。
著名将相有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理百姓成效好的有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这些人，他们都有功勋事迹被后人称道记述。
参看这些名臣的事迹，可以说是仅次于武帝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