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行·天道夷且简》作者为西晋诗人陆机。其古诗全文如下：
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
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
去疾苦不远，疑似实生患。
近火固宜热，履冰岂恶寒。
掇蜂灭天道，拾尘惑孔颜。
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叹。
福钟恒有兆，祸集非无端。
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
朗鉴岂远假，取之在倾冠。
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前言】
《君子行》是晋代文学家陆机的诗作。这是一首说理诗，写得起伏有波澜，在说理之间，插入史实，顿生曲折。即使是说理，如对《庄子》的引用，却一反其意而用之，就使本来平率的说理也有跌宕之妙。其次，诗歌以天道与人wwW.7gushi.com道对写，重在人道的铺陈，又间以天道接应，道家与儒家思想互补，而以积极的儒家思想为主，使诗歌产生出回旋飞动的力量。
【赏析】
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陆机为成都王司马颖前军都督，率军二十万，南向洛阳讨伐长沙王司马义。陆机为建功立业，振兴家声，付出了大半生的追求，历史终于赋予他一个机会。然不料鹿苑一战，大败而归，二十万人马同日丧尽。司马颖大怒，使牵秀密收陆机，遂遇害，时年四十三岁。对于陆机之死，有人便归结于他的“邀竞无已”，不该投身于“八王之乱”，而应及早抽身返乡。
其实这是对陆机的不了解。陆机出身于东吴世家，这个家族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它显赫的声誉，为其成员提供过政治、经济的保护，使他们的成长得到强有力的保证，同时这个家族培育出来的优秀人物，即如陆机父（陆抗）、祖（陆逊），又都以自己杰出的成就反馈于这个家族，愈增加它的份量。而一旦东吴灭亡，这个家族随之衰败后，它遗留给子孙的却是沉重的心理压力。作为嫡系继承人的陆机，勤勉而又诚恳地接受了这份遗产。综观陆机全部诗文，其表露出来的主导思想，始终围绕建功立业、振兴家声这一严峻主题。尽管在众多的篇幅中，陆机流露了对洛阳生活的厌倦，及刻骨的相思，其实不过是他复杂的心理结构中灰色的情绪而已，不会上升为主题。这是陆机滞洛的主要原因。同时，作为支持这种原因的基础，是他主观上对自己才能的过高估计。这首《君子行》就是他的表白。
开头两句用“天道”与“人道’对比，说明天道平而简易，人道却险而且难。人道之所以险、难，就在于“休咎相承蹑”。这本于《老子》的“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何者为福，何者为祸，祸福之间，立身颇需慎重。“去疾苦不远，疑似实生患”，是对“休咎相承蹑”的发挥，都在说明人道的艰险困难。面对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的现实，陆机并没有表现出畏惧和退却。他正视自己所处的环境，冷静地分析自己应该怎样应付这个环境。既处人道之中，就不能害怕，“近火固宜热，履冰岂恶寒”是他表示的态度。“掇蜂灭天道”四句用历史上的故事进一步说明人道的险而难，同时也表示了陆机对他们没有从“似”中看出祸患的批评。“掇蜂”说的是周宣王时的大臣尹吉甫有子二人，异母所生，前母子伯奇，后母子伯封。后母想让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便向尹吉甫进谗言说伯奇调戏她，并让尹吉甫登台观看。后母取蜂放在衣领中，让伯奇替她取蜂除毒。尹吉甫看到这一情景大怒，责骂伯奇，伯奇害怕，投河而死。“拾尘”是孔子典故。孔子困于陈、蔡之间，七天没有吃过粮食。一日，孔子昼寝，学生颜回讨米回来做饭，将熟时，孔子见颜回从甑中攫饭吃，很不高兴。后来才知道是饭中沾有煤灰，颜回觉得扔掉可惜，就攫而食之。孔子很有感慨地说：“所信者目矣，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矣，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见《吕氏春秋》）以下的“逐臣”似指屈原，“弃友”是泛指。由这两个故事可见处世的艰难。亲眼目睹的事实也会有不实之处，何况更复杂的社会现实。但陆机并不在意于处世艰难感慨的抒发，而是要借此表现自己有处理这种现实的能力和信心。“尚何有”、“焉足叹”看出他对以上人物的不满意。那么他自信的根据是什么——这就是以下八句的意思。他认为不管福与祸，当它出现的时候，总有征兆，而这种征兆却是可以预测从而可以预防的。这里的“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本于《庄子·山木篇》的：“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原意是说不受自然的损伤还容易，因为只要安心达命，顺应自然，就会不以损为损，但是人为的东西却很难推掉。陆机这里却反用其意，他认为来自人力以外的伤害是无法推拒的，如果碰上了也只能是天数，但如果是人道中所遇到的伤害，则不应害怕。因为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先兆，那么便可以预防，从而免受灾祸。这一种思想来自《周易》。《易大传·系辞下》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易》学是陆氏家族的学业传统，陆机受它的影响是有渊源的。由此，陆机接下去说：“朗鉴岂远假，取之在倾冠”，“朗鉴”，即明鉴，君子只要见机而作，不必要远取古人。“倾冠”指近处，靠自己的识别能力就行了，这都表现了诗人强烈的自信心。因此诗人最后总结道：“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这是此诗的主要思想，也是他后期生活（包括留滞洛阳）的指导思想。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陆机为什么不激流勇退而滞洛不归了。应该说陆机这种面对现实的积极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上对他“邀竞不已”的指责则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倒应该是深刻批判的。至于陆机没有能够见几趋吉，终于遭到亡身之祸，欲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那也许是天数。
这是一首说理诗，但也写得起伏有波澜，在说理之间，插入史实，顿生曲折。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掇蜂’四句，以使事生一曲折。后人痴肥处，乃其动宕处。”即使是说理，如对《庄子》的引用，却一反其意而用之，就使本来平率的说理也有跌宕之妙。其次，诗歌以天道与人道对写，重在人道的铺陈，又间以天道接应（如“天损未易辞”照应“天道”），道家与儒家思想互补，而以积极的儒家思想为主，使诗歌产生出回旋飞动的力量。清人毛先舒说他的诗“气干华整”，于此可见。
